子安宣邦《國家與祭祀》摘要

「我們的肩上背負著無數無法賦予其意義的因戰爭而死亡的人。那是落在經歷了戰爭的二十世紀、現在依然活著的人的肩上的宿命。所謂靖國神社，與千鳥之淵的戰死者墓苑一起，而且，與廣島以及沖繩的戰爭犧牲者的紀念碑一起，應當是作為生存者之一員的我們平靜地正視此種宿命的場所。試圖將靖國神社特權化的言詞與行動，毋寧說僅僅是玷污死者的生者們製造出來的噪音與臭氣。」（中文版p.62）

子安宣邦是日本著名專研東亞儒學家，至親（哥哥）在二次大戰時在中國陣亡，青少年時期歷經了軍國主義的擴張與幻滅，已於大阪大學退休。他為《思想雜誌》寫的連載文章，結集為《國家與祭祀》一書。[日文版，青木社2004；中文版，北京三聯2007]有這樣子的戰爭經歷，再反思過去的歷史，讓他與高橋哲哉這種戰後新生代相較，對於戰爭的記憶，更顯出切身之痛的滋味。或許正是因為文字的曲折，使得這本書在日本知識界引起相當大的迴響，但是在講求輕薄短淺的大眾傳媒中，就欠缺直接掌握與炒作的素材。但是，靜下心來讀完這本書的讀者，應該會感受到在文字的蜿蜒曲折背後，也已經在作者的帶領之下，進行了一場具有深度的拆解政治神學中「國家」與「祭祀」關係的思想史旅行。

子安所採取的縱向時間分析策略，將「神道」和「天皇」、國家之間的連結性，更長遠地上溯到「天皇制國家日本之大祠」地位的伊勢神宮，也注意到十九世紀水戶學（或可說是日本的經世之學）的經典《新論》所起的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在二戰後由美國主導致定，規定和平憲法政教分離原則的「神道指令」，也被他放在這一脈絡下予以反思。這樣做的目的是在探討日本政治神學的生成過程與實踐形式，也將學術思想的探究及社會現實批判結為一體，從中可以看出他的寫作，是帶有相當有目的性及現實關懷的味道。他指出，國家的宗教性與祭祀性問題不只是存在於作為近代國家的日本，也是近代國家形成時共有的問題。而他關懷的重點在於：作為近代國家的日本是怎麼行程宗教性與祭祀性的？「國家神道」就是他所解答的中心概念。




二十一世紀日本的政治人物，仍然以參拜伊勢神宮為常規化的形式，不似參拜靖國神社般引發爭議。而伊勢神宮在日本神道教的歷史上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它是日本皇室的宗廟，也是國家的大廟，是國家神道的最高神靈設施。儘管伊勢神宮現在是不具備國家性質的獨立宗教法人，但其口述言語中作為日本神道最高精神象徵的意義至今仍然不滅。而伊勢神宮地位與論述、甚至是地景上所呈現的天神與自然性的高度結合，建築的復古重現，是經過逐步累積形成的。水戶學書寫日本史的方式（大和民族以天照大神為祖先，天皇為天照大神的後裔，日本是神之國）、明治天皇拆毀在參拜道附近的民房等，在這套生成過程中均扮演一定角色，也從而維持了國家認同感的不斷再生。



對於靖國神社，作者的用詞很明顯的不留餘地。人與鬼神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中國及日本儒者的經典。而鬼神的住所也從精神性的儒家經典，逐步改變為特定的神聖住所，在後面的定義中，臣民可以安心的在國家所提供的「心」的統合場所中有其歸宿。而祭祀的國家與被祭祀的護國鬼神們，就由此而得以被製造出來。（ps.水戶學可追溯至水戶藩主德川光國，他以專組形式持續編修日本史，目的在追溯並建構日本的特殊性）。水戶的藩士兼學者會澤正志齋（1782-1863）寫作的《新論》就是製造這一概念集大成者。它借用並重新建構古學，將古代原始祭政一致的政治形式，重新以「天祖」形式予以宣揚。作者指出，《新論》的寫作是針對日本已面臨外來危機，而當政者卻未曾正視的面向著眼，國家以什麼政治、精神性來統合民心？會澤所強調的「國體」就是要創造一個使民心真正能夠為國家所統合的體制。天祖的子孫--天皇是政治的中心與最高點，不可為在下位的臣民侵犯；天皇透過祭祀追念父祖的行為來教育萬民，祭祀成為對人民進行共同體統合的最好教誨；君臣及父子關係的雙重結合，成為一套新的臣屬關係及臣民統合的基本原理。

在政治性作用之外，如何給予臣民在忠君、忠於國家之後，在死後獲得安寧的歸宿，使人民真正統合於國家之下，為近代日本國家化中，必須帶有宗教性色彩的心靈性前提。歐洲的國民國家是世俗性的，遵照政教分離的原則，教會存在於國家體制之內，其活動自由由國家給予及保障。但是，國家也要求國民必須能為國家挺身而出，願意為國家而死，同時也創造出另一種由國家壟斷的宗教性，這就必須運用祭祀典禮進行填補。國家也不忘運用力量收編神社祭祀，強調其作為國家之祭祀的正當位置，也與傳統一般的宗教有所不同。所謂「神社（神道）非宗教」的主張，其實正是呼應了國家神社（神道）系統的建立，甚且由國家於1900年在內務省設立神社局作為階段性的終結。日後的神社人對此也是帶著愛恨交織的情結。

明治天皇時訂定的日本憲法，除了確定世俗國家的主權之外，也同時建立了神聖皇國與日本是不可分離的體系，這使世俗國家與國家神道發生關連，直到1945年始告結束。在這種關連下，祭祀之國家等同於戰爭之國家。戰後的新憲法，則二度確認日本為世俗主義國家，否定了先前那一個以天皇制度為中心所形成的祭祀國家。因此，對於戰後制訂「神道指令」的基本思想，就必須從其在拆解與國家緊密不可分的神道部分予以理解，這也就是「政教分離」的核心內涵。而不祭祀之國家也就等於非戰之國。

在子安的眼中，「國家神道」至今正被神社神道人作為正面遺產來繼承，形成一種新的文化、民族論式的話語，神道的概念也被重新建構著。他分析了戰後日本的比較宗教學家加藤玄智將神道作為國民型宗教進行探討的論述，認為是國家神道的宗教學式表現。他提出，此一論述將神道放在日本民族精神、固有宗教來探討，並放在與近代國家不肯分割的聯繫中予以定義及建構，也是現代神道人尚未能充分解決的課題。而像子安這般的學術研究者要指出的是，神道中人那種把日本與神道相連結，由此所進行的排他性與壓抑性的話語，甚且是對於借用國家的祭祀力量再興的慾望，都是必須予以嚴肅審視的。這也正是靖國神社在欠缺了以死者為中心的觀點而存在，而只以國家英靈驅趕死者存在時。它及背後的國家的相連結意義，是必須予以譴責的。好戰者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在他眼裡於本質上是充滿時代錯誤的欺騙行為，那是不立足於歷史--充滿了戰爭犧牲者的歷史--的傲慢無恥的行為，

在子安的述說下，有關國家、神道之間的政治連結及神學建構，有著更為清晰的面貌，這有助於我們對於近代日本國家構成中有關「人心」部分的理解。而他鮮明的歷史感，能將問題放在大背景脈絡下的鋪陳，也確實是相當實在，而非虛空不可及的。這也是讓這本並不算好讀，在讀後也仍須多所思考的書籍，會有著更歷久而堅的意義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