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橋哲哉《靖國問題》摘要

高橋哲哉在該書（中文簡體版2007，北京商務[日文版2005，築摩書房]）第一章敘述靖國神社「國家教」的成立背景：

1895年11月14日，由福澤諭吉創辦的《時事新報》刊登社論，提到日清戰役及台灣政爭中，軍人陣亡851人，負傷而死233人，病死者5385人，共計6469人，其後又有不少人死去。[ps.其後，靖國神社開列的統計表統計，日清戰爭的合祀者為13619人，台灣戰爭合祀者1130人。]戰爭生還者獲得勳獎，死亡者遺屬雖可靠補助勉強維生，但親人已死，沒有榮譽、榮光，在遺屬心目中，他們是為國「奉獻犧牲」，怎麼可以被社會遺忘呢？而日本對於未來國家可能再度面臨戰爭的焦慮，並未獲得排解。如果不能給予士兵作戰目標，感受到「戰死的幸福」，則如何激發士兵戰鬥意志？因此在《時事新報》社論一語道破：光是舉辦招魂儀式是不夠的，由國家在國都設立祭壇，讓遺屬感到榮耀，是國家迫切要作的事情。

[圖說：《時事新報》創刊號，慶應大學圖書館藏]

高橋哲哉透過對該篇社論的分析指出，國家「通過彰顯陣亡者，讓遺屬們為此而高興，使其他國民自覺自願地為國家奉獻自己的生命」，這就是靖國信仰得以維繫的「感情的鍊金術」。日本明治天皇在1895年12月16日第一天，便派特使到場，17日親自參拜靖國神社。按靖國神社的前身是1869年設立的東京招魂社，1879年改名靖國神社。原本由國家建立的「信仰體系」尚未建立，經由明治天皇的參與，地位逐漸升高。在日俄戰爭後，成為日本祭奠陣亡者的核心設施。從此開始，正式確立這一為了「國家教」的所有「殉教者」當作「神」祭祀的靖國神社系統。在這一場由國家支持的意識形態所主導的祀典中，民眾發自內心的「悲痛」遭到有意識的壓抑，因為彰顯「國家光榮」的祭典怎可是「悲痛」的？為國家而死成為神聖化，又是不可被質疑與侵犯的最高價值，人性也自然而然地在這套運作過程中遭到剝奪。

第二章高橋以修正論的立場談到了戰爭認識論問題。戰爭不只造成日本國民死亡，被日本軍人殺害者是更多的，不正視這一面向，日本單獨的「哀悼」是禁不起批判的。但戰爭責任問題，在國際政治格局之下，往往被簡化為在「甲級戰犯」合祀問題上的爭議。高橋認為，即便將「甲級戰犯」分祀，也只是一種「政府之間的政治解決」，反而侷限了對戰爭責任問題的檢討。因為也只是將「甲級戰犯」作為戰爭的代罪羔羊，而忽視了那些未在東京審判中受審，而實際上也參與了戰爭決策中人士真正角色；以及日本作為殖民帝國的擴張史，與在擴張過程中因此犧牲的被殖民者。在靖國的祭典中，戰爭的加害者與受害者同歸一爐，這自然是體認到受害者角色身分的相關遺族及其後代所無法忍受的。

高橋在第三章談到了以日本憲法層面的政教分離論，檢討政治人物的參拜行為與靖國神社的角色問題。他引述現有日本地方法院案例裁判，指出政治人物的正式參拜是「有違憲嫌疑」的，尚未有認為是「合憲」行為者。面對此種爭議，日本國內有兩種選項：第一是修憲，第二是不再讓靖國神社成為宗教法人。但是，修憲會引發「國家神道」復活的猜疑，與其他宗教、社會各界的抗議，因此不可行。高橋認為，不管靖國神社繼續維持宗教法人，或者不再是宗教法人，只要其維持傳統的祭祀儀式，就不可能轉變為特殊法人，也仍會面臨到國家介入宗教的爭議。這也就是說，在宗教與否上面討論，根本是忽略的靖國神社是「國家支持的超宗教」這一特性。

高橋在第四章中以文本分析的方式，針對時人文字，指出其中意涵由國家選擇祭祀死者的問題。他指出，靖國神社與死者之間的關係，是將敵方的戰死者排除在外，而且從本國的戰死者中把在戰爭中失去生命的平民排除在外之後與戰死的日本軍事和文職人員（及協助日軍作戰者）之間的關係(p.132)。這種由國家將死者予以選擇、區別、刻意挑選的過程，是純粹從文化面討論，或者認為這只是死者家屬的個人追悼，或者生還者團體的集體追悼時，所忽略的視角。


高橋進而在第五章犀利地指出，不只是靖國神社本身講述歷史的影片、展覽方式，帶有濃厚以國家為中心的色彩，任何由國家進行的支戰/反戰儀式及設施，都有隨時可能被國家利用而「靖國化」，成為第二種靖國神社的可能性。作者在結論指出，真要解決靖國問題的個人意見有四（p.179-180）：一、徹底進行政教分離，在名義與實質上廢除作為國家機構的靖國神社，徹底根除類似首相、天皇參拜的國家與神社結合行為。
二、靖國神社答應國內外遺屬提出撤銷合祀要求，社方不能以宗教自由為由侵害遺屬以各自的方式哀悼的權利。只有這樣，靖國神社所祭祀的對象，才是那些根據遺屬願望而被祭祀的戰死者。
三、通過自由的言論，克服日本近代將所有戰爭視為正義戰爭的歷史認識論。
四、日本維持非軍事化的戰後立國方向，以確保日本國憲法（昭和憲法）中的「不戰誓言」得以真正實現。

從上述高橋的論點中，讀者應當可以發現，在不疑處有疑、思想自由的特色，是省思社會問題時不可或缺的基本態度。而我們雖然對戰爭已無直接切身的痛楚，但畢竟在過去台灣也曾受到日本殖民帝國統治，程度不一地在殖民帝國的擴張過程中被榨取（同時不可忽略的擁有加害/受害的曖昧身分），從他所提供的面向理解國家在殖民過程中的主動角色，對之多所警惕，也可以引發我們進一步斯考的問題。而本書由留日的黃東蘭、孫江翻譯及校對，加上註釋，也增加了本書的可讀性。

當然，這本書不是沒有問題的。在高橋的論述中，歷史的根源並未獲得其應有的地位。最具體的例子就是，國家不可能憑空完全創新一個「國家祭典」，就可以要民眾立刻效忠於國家。畢竟，日本經歷了漫長的幕府階段，以及日本儒學傳統的浸潤，要怎麼從「忠君」的層次，一下就能將「忠君」與「國家」的概念相連結？「靖國信仰」借用那些傳統元素，而得以讓民眾相信不疑，在情感上自有一定的理性說服力在內，這是作者必須說明的。這兩項議題在高橋的論述中並未獲得很好的說明，但這又是與本書命題密切相關而不可忽略的內容。而中國選擇介紹這本書，自有其考量在內，比較好的一個方式是引介其他論點，或許可以增進對相關問題的進一步認識，而不只停留於民族情緒的宣洩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