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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部教授，專研上海文化交流史的榎本泰子教授有關工部局樂隊的著作，終於翻譯成中文發行，自然是有興趣探究相關問題者應該參考之著作。作為近代中國租界音樂文化的探究著作，前有Robert Bickers的開山作品，榎本教授則從東亞地區「共時性」的觀點出發，探究了上海、東京、哈爾濱等擁有外籍音樂家聚集地，究竟是如何成為音樂家選擇聚集地，又帶來什麼影響？核心地自然是上海，這一個擁有大致相對完整紀錄可考察的地方。
作者在本書前半部提到，工部局樂團最初的樂師來源是菲律賓人，他們在教會系統的訓練下擁有初步的西方音樂基礎，由於便宜，可使樂團降低開銷，但他們還不夠「專業化」，又使得樂團管理當局對之又愛又恨。當新的娛樂出現（無聲電影），菲律賓人更跳槽到戲院工作，在樂團減少外快，必須重新整頓與思考未來定位時，成為被清除的對象。樂團從「業餘」到「職業」的選擇，就是要聘僱在歐洲受過正統音樂演奏訓練的從業人員。但整體樂團的方針，也就是在流行與古典專業之間擺盪。至於這群歐洲樂師何以願意來到東方？自然就是作者想處理並解答的課題。作者便透過幾個個案：有東方巡迴演奏經驗，發現上海的收入相對豐厚，滿足冒險好奇心，並可大展宏圖者有之；為養家活口者，不得不作收入考量者有之。德國樂師由於交響樂的流行，成為優先被考慮聘僱的對象。他們的專業演奏水準與個人堅持，也成為樂團提升水準的重要原因。但也因為一次大戰的爆發，德國成為「公敵」，到最後也成為被「清除」的對象。作者在此，另提一筆是在一戰期間參與青島作戰被俘的德國樂師，在日本的戰俘營中，還曾自組樂隊，舉行日本首次的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公演，並帶動當地音樂教育的水準提升。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他們可以對外通信，獲得家鄉親友支援樂器，生活物資不虞缺乏，加以像習志野戰俘營通情達理、留學過德國的營長--西鄉隆盛的長子西鄉寅太郎（和叔叔西鄉從道共同被明治天皇列入華族，侯爵銜。臺灣通說西鄉菊次郎是西鄉隆盛長子之說，要算「正統」的話，反而是以寅太郎為「長子」），對德國人生活中必須有音樂的理解。板東戰俘營的營長松江豐壽未必懂音樂，但卻善心對待戰俘，而德國樂師恩格爾對音樂有興趣，卻連五線譜也不太懂的日本人則盡力傾囊相授。這些人與環境的配合，使這場戰爭中的一段插曲，居然在文化交流中佔有一種莫名的份量。
[圖片來源：上海市檔案館]
按照榎本泰子教授的圖說，該圖是1936年樂團在大光明戲院演出時拍攝照片。指揮就是梅百器。
替代德國樂師在上海工部局樂隊的樂師，是在政治風潮中流亡海外的「白俄」或猶太人，這群人也同樣的出現在哈爾濱與日本。鋼琴家沙哈洛夫就是這種類型的代表人物。這段期間，一級大師們也前來上海公演過，包括魯賓斯坦（他的回憶錄寫過）、克萊斯勒、柯爾托等人。在這段時期，樂團則力圖在流行娛樂大勢中，仍站穩古典的腳跟，朝專業化古典樂團的方向發展。擔任上海工部局樂團指揮的就是義大利鋼琴家出身的梅百器（Mario Paci）。梅百器在那不勒斯音樂院跟李斯特的弟子斯加姆巴蒂學琴。但樂理不通。但因為其演奏熱情有勁，為普契尼大力推薦並親撰推薦信，因而得以進入音樂院，此時才學音樂理論與作曲。之所以來到東方、留在上海，或許真可說是一連串的偶然吧！他音樂院學成後，在歌劇院擔任副指揮，據說跟托斯卡尼尼學了一些東西，不過他愛上一位已婚女歌手，兩人決定私奔，但在歐洲的事業等於宣告結束。1902年起即巡迴各地演奏討生活，據說1904年就到過上海演奏，對上海印象不錯。後來兩人便在東方討生活。但事有變化，女方早逝，男方戀上新人再娶，此時正在印尼待產，梅百器為籌安家費決定到中國、日本巡迴演出。卻又不巧染上當時最風行的「西班牙感冒」，身體健康大損，不得不取消日本巡迴，滯留上海調養。眼見上海物資條件不錯，便先舉辦演奏會營造聲勢，最後成為上海工部局樂團的指揮。
在他任內，他和同為義大利人、米蘭音樂院出身的小提琴家富華（Arrigo Foa），可說為樂團的素質與聲譽提升，及上海音樂院的建立起了帶頭作用。中國近代小提琴重要演奏家譚抒真就是私熟富華的學生。也因為這份關係，譚抒真還成為上海工部局樂隊首批進用的華籍演奏員。梅百器任內，最重要的是他親自到歐洲挑選團員、購買新樂器及新樂譜，並且將新的樂曲或改編曲舉行上海首演，跟上時代潮流。工部局樂團因此成為遠東第一的交響樂團。這時的歐洲樂師願意來到上海，主要因素與一次大戰結束後，歐洲經濟陷入蕭條，義大利更有嚴重通貨膨脹的壓力，上海此時卻因為日本經濟的起飛，在亞洲顯得相對繁華。這使得梅百器遊說樂手到亞洲開闢新天地變得具有誘因。周日音樂會及隔周四的室內樂音樂會，在每年10月到次年5月間的樂季展開，是古典取向重的音樂會。周五則以爵士樂為主的品茗音樂會，由部分樂團成員擔綱，以順應一般民眾的需要。
經濟蕭條期間，上海也不能免於此一環境；加以電影等新式娛樂活動的競爭；留聲機、唱片等新傳播載體的出現改變了大家聽音樂的習慣；演奏場地不斷變動造成的票房收入減少，都使樂團存廢問題浮上台面。樂團也嘗試參與廣播，但受限經費不足只維持一年的節目即告終止。所幸經過團員與指揮的努力，終於說服主管機構願意出錢繼續維持。不過，對樂團而言，最大的衝擊莫過於中日戰爭爆發後，華籍演奏員的地位益發尷尬；日本在租界地區愈發主導，也使得樂團外籍成員及觀眾群逐步流失。此時，支撐樂團的主力成為日本人。但租界的結束，最後就宣告樂團的結束。作者還特別提了朝比奈隆的中國經驗作為收尾。不過，梅百器在書中佔了近一半的篇幅，一方面是近年逐步有新發現的資料與回憶錄可談，也因為他是中國鋼琴教育譜系中經常被追溯到的最上線人物。嗜賭而債臺高築的梅百器，在離開樂團後靠鋼琴家教謀生，於1946年病逝上海。1949年，留在戰後國民黨政府恢復的樂團中剩下16名外籍樂師，在隨後幾年也陸續離開上海，最後一名外籍樂師於1958年離開。此後的上海樂團，就是中國人自己的樂團了。
梅百器女兒接受上海記者的訪問在此，順便提供參考。
大家都會好奇上海工部局交響樂團的演奏水準究竟如何？作者以兩位日本指揮的親身經驗作例子近衛秀麿，他於1936年前後三次客席指揮工部局樂隊，事後撰文讚歎，工部局樂隊第一小提琴只有6人，可拉出來的聲音比日本新交響樂團（NHK交響樂團的前身）10個人拉出來的要響一倍；管樂音色也讓人讚歎。「能達到那個水準的話，就是去歐洲任何地方，都能理直氣壯地躋身一流」。朝比奈隆則在日軍佔領上海，工部局樂隊改名為上海交響樂團後，於1943年指揮樂隊。他日後回憶：「戰後我登上歐洲交響樂隊的指揮台而沒有什麼特別彆扭的感覺，大約就是因為我在上海交響樂團磨練出來了吧。那個樂團的實力可真實非同凡響。」不過，看完書的說，總覺得上海工部局樂隊究竟有沒有錄音「有錄音有真相」是也？據說是有，但現在不知道在時代洪流中是否還找得到。如果有一天，真如作者所期望的，口訪者所說的有聲紀錄能夠出現，以補捉上海工部局樂隊演奏風華之一二，那可是所有的文字都比不上的神奇魔力。
樂隊的歷史，往往也是時代的縮影。樂隊也曾經電影的競爭，面對存廢危機。但因為一場成功的公演，居然使工部局的納稅人會議中成功通過樂隊改組方案，讓樂隊得以生存下去。這段記載顯示，公部門的樂隊要怎麼對得起納稅人？或許只有提昇自己的演奏水準，而且讓他們的觀眾覺得花這筆錢是有道理的。才是最好的答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