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電勵進餐廳講到「勵進」的來歷

這兩天的電視新聞與報紙，都有台電勵進餐廳酸菜白肉火鍋，因為原料上漲而面臨加價壓力，但因員工福利會不打算同意，餐廳承包商不堪賠累，而有打算結束營業的消息。

綜觀目前相關報導，大概就以TVBS的花絮性報導，稍微提到「勵進餐廳」和孫運璿（1913-2006）之間的關係，除此之外無他。我們就先看這條消息是怎麼寫的：




45年歷史！　孫運璿開辦員工餐廳
更新日期:2007/10/23 19:24 記者:張倍綺

以酸菜白肉鍋遠近馳名的勵進餐廳，原來是已故總統府資政孫運璿在當台電總經理時，請他的大學同學辦的員工福利餐廳，本來叫「成吉思汗廚房」，是因為孫運璿想起他大學時吃過的酸菜白肉鍋，因此才想，何不在員工餐廳裡做，故鄉味就這樣一傳45年！


穿著紅色圍裙，她是現在的勵進餐廳老板娘，和台電老員工翻出已故總統府資政孫運璿的傳記討論餐廳的 歷史，原來已經45年。台電老員工曾先生：「就在那棟房子以前是成吉思汗，他是民國51年接(台電)總經理，介紹他同學來開的。」

現在的勵進餐廳位置，本來是辦員工活動的「勵進廳」，也是餐廳名稱由來，鼓勵員工向上的動力，就由 孫運璿的家鄉味道來傳承。台電董事姚江臨：「孫運璿到台電來說，我們餐廳怎麼不弄這個火鍋來，(後來)大家如果說到台電，就會說台電的酸菜白肉鍋不錯喔。」

長煙囪的炭鍋，是直接從東北帶過來的，特殊方式去油的白肉，酸菜從大白菜改成高麗菜，不過醃漬的方 式都沒改，加上涼拌三絲，老員工私下說，老總統蔣介石也愛吃，對他們來說也算是台電的驕傲。餐廳員工：「這4位、這3位。」

現在每到吃飯時間還是排滿人，得靠台電員工代訂，第一代的陳老闆傳給夥計，轉眼也幾十年了，就是照 片裡戴帽子的老先生是第二代老闆，遠近馳名的酸菜白肉鍋味道始終沒變。

在這條報導中，提到餐廳命名出自「台電勵進廳」，決定賣火鍋的關鍵人物是時任台電總經理的孫運璿。如此而已。

「勵進」的出處就這麼簡單，純粹只是高層主管個人鄉愁的抒解下的產物？當然沒這麼簡單，只是因為傳媒欠缺深度追蹤的能力罷了。勵進的字面解釋，「獎勵」、「進步」的結合，是有其真正出處的。這就必須從民國時期一個全新設立的公營組織、國營事業的主掌者「資源委員會」談起。

資源委員會的前身，是1932年11月1日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底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開始從事有關國防經濟之調查研究及創辦國防重工業，在這段期間，該組織最重要的研究設計是「重工業建設五年計畫」，目標為在中國內地的湖南、湖北、四川、陝西和江西等省，建立一個重工業區。

圖片出處：國史館數位典藏

1935年4月1日，國防設計委員會與軍事委員會所屬「兵工署資源司」合併，易名為「資源委員會」（National Resources Commission），由靜態之調查、研究與設計，進而為動態之建設。一方面繼續各種戰略資源之調查研究，另一方面進行之前所擬定之「重工業建設五年計畫」。由於缺乏經費，資委會在建立新廠方面成就較小，而以合併現有企業為主。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該會又添加了汽油管制、煤炭管制、沿海地區運購國防物資，以及協助沿海地區私營廠礦內遷等工作，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內遷工作。1938年2月，該會接管軍事委員會之「第三部」（主管國防工業）、「第四部」（主管國防經濟）以及「建設委員會」，改隸新近成立的經濟部，並改為主委制。原秘書長翁文灝出任經濟部長兼資委會主任委員，原副秘書長錢昌照任副主任委員。自此，資委會便與經濟部密切連結。總而言之，該會在抗戰期間除負責創辦及管理經營國營基本重工業、動力事業，開發經營礦業外，並接收敵偽政府各工礦事業，從事東北、台灣等地復員工作；亦主持製糖、造紙、水泥、橡膠、肥料、玻璃，以及紡織等民生工業，幾乎是所有國營軍事、工商生產事業的專責、籌劃機構。

直至1949年3月，在國共戰爭中敗退的中華民國政府進行組織緊縮，將該會改隸經濟部。同年6月10日，政府成立「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取代了資委會的職權，管理在臺灣的國營、國省合營、省營、及民營的生產事業。同年12月，資委會播遷台灣。1952年8月，行政院為簡化機構，正式撤銷該會，其業務、財產、經費及人事，由經濟部接管。

資源委員會統籌主導中國政府的工業政策與工業組織發展有年，其間也曾派遣年輕的技術工程師赴美留學，（當然這些留學生中，也有一部份是官人子弟藉缺取得名義出洋的「黃魚」），為國營事業的技術與管理提升，注入了新血輪與動力。在學成歸國的技術官僚中，最有名的就屬後來在台灣擔任台電總經理、行政院長的孫運璿。至於留美自創事業者，最有名的就屬王安電腦的創辦人王安。


長時期在資源委員會服務的錢昌照（1899-1988），是留英學人出身，自認在該會服務任內，重視青年的培養，強調技術至上及不涉入政治的態度。他在1998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提到他寫過一首〈青年的呼聲〉，強調對青年的重視，在會中獲得傳唱。摘錄其中的歌詞，有這麼幾句：

我們絕對不為名，我們準備挨著餓！
前進，前進，前進中開闢國家的大道；
創造，創造，創造中樹立民族的宏基。

講求透過進步、創造，帶動國家與民族復興發展的基礎。這可說是資源委員會這些技術官僚工作重心的寫照。

也就是因為講求進步、創造，不應受政治力左右，面臨到「以黨治國」的國民黨要求在資源委員會設立黨的基層組織、與受黨控制的工會時，錢昌照自己雖是國民黨員，配合度也不算高。直到1944年，國民黨才正式在資源委員會建立黨部與小組。而工會問題，錢昌照自己在回憶錄上這麼說：

（資源委員會對）如機構職位、任用、待遇、考核、退職、訓練、福利等等，都有詳細規定。員工的待 遇，比其他行政、企業機關的稍微高一些，但也不太突出。所屬各廠礦之間，注意一定的平衡，也沒有太突出的。特別注意員工的福利和進修。為了抵制當時的黃色工會，保護員工，防止國民黨CC系的滲入，我們組織了「員工勵進會」，搶先在CC強迫成立工會之前設立。（頁85）
我們也一貫注意工人的生活和福利，全力排斥黃色工會勢力的插入。在工廠成立或接管日偽企業時，搶先成立資源委員會獨有的「員工勵進會」，以抵制國民黨的黃色工會。因此工人職員免於受到類似霸頭式的統制。「員工勵進會」是職工的混合組織，由工廠負責人充任頭頭，有問題在會上解決。勵進會有一定經費，對有困難者進行補助，十幾年中從未發生一次罷工事件。（頁87）

所以，「勵進會」實在是資源委員會組織中特有的員工福利組織，也兼具工會功能，也有獎勵生產，以防止因為勞資對立而阻礙生產之目的在內。這種工會互動模式，應與錢昌照個人在倫敦政經學院看過費邊社、拉斯基等人宣揚溫和改革的社會思想有些許關連。孫運璿出身資源委員會，在戰後由該會派至台灣負責接收日本留下的電力事業，將之重新從戰爭的破壞中予以整建，從台電總工程師做到總經理，他就是受到該會有系統培植的產物。而他也沿襲了資源委員會的「勵進會」與精神，投注於工業生產之中，成為台灣政界具有代表性的技術官僚。所以，此一「勵進」是有其歷史淵源的。錢昌照日後處在中共建政的時節，在回憶中對於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負面批評是勢所必須，但他對於那段戰時經歷及資源委員會意圖超脫於政治之外、重視生產的描述，尚屬中性，仍值得予以注意。而「勵進」這一正面意義濃厚的LOGO，經歷見證了二十世紀那段戰爭、國家建立的大歷史，也在資源委員會的相關組織中繼續流傳，發展出一段屬於自己的新天地與新歷史。

子安宣邦《國家與祭祀》摘要

「我們的肩上背負著無數無法賦予其意義的因戰爭而死亡的人。那是落在經歷了戰爭的二十世紀、現在依然活著的人的肩上的宿命。所謂靖國神社，與千鳥之淵的戰死者墓苑一起，而且，與廣島以及沖繩的戰爭犧牲者的紀念碑一起，應當是作為生存者之一員的我們平靜地正視此種宿命的場所。試圖將靖國神社特權化的言詞與行動，毋寧說僅僅是玷污死者的生者們製造出來的噪音與臭氣。」（中文版p.62）

子安宣邦是日本著名專研東亞儒學家，至親（哥哥）在二次大戰時在中國陣亡，青少年時期歷經了軍國主義的擴張與幻滅，已於大阪大學退休。他為《思想雜誌》寫的連載文章，結集為《國家與祭祀》一書。[日文版，青木社2004；中文版，北京三聯2007]有這樣子的戰爭經歷，再反思過去的歷史，讓他與高橋哲哉這種戰後新生代相較，對於戰爭的記憶，更顯出切身之痛的滋味。或許正是因為文字的曲折，使得這本書在日本知識界引起相當大的迴響，但是在講求輕薄短淺的大眾傳媒中，就欠缺直接掌握與炒作的素材。但是，靜下心來讀完這本書的讀者，應該會感受到在文字的蜿蜒曲折背後，也已經在作者的帶領之下，進行了一場具有深度的拆解政治神學中「國家」與「祭祀」關係的思想史旅行。

子安所採取的縱向時間分析策略，將「神道」和「天皇」、國家之間的連結性，更長遠地上溯到「天皇制國家日本之大祠」地位的伊勢神宮，也注意到十九世紀水戶學（或可說是日本的經世之學）的經典《新論》所起的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在二戰後由美國主導致定，規定和平憲法政教分離原則的「神道指令」，也被他放在這一脈絡下予以反思。這樣做的目的是在探討日本政治神學的生成過程與實踐形式，也將學術思想的探究及社會現實批判結為一體，從中可以看出他的寫作，是帶有相當有目的性及現實關懷的味道。他指出，國家的宗教性與祭祀性問題不只是存在於作為近代國家的日本，也是近代國家形成時共有的問題。而他關懷的重點在於：作為近代國家的日本是怎麼行程宗教性與祭祀性的？「國家神道」就是他所解答的中心概念。




二十一世紀日本的政治人物，仍然以參拜伊勢神宮為常規化的形式，不似參拜靖國神社般引發爭議。而伊勢神宮在日本神道教的歷史上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它是日本皇室的宗廟，也是國家的大廟，是國家神道的最高神靈設施。儘管伊勢神宮現在是不具備國家性質的獨立宗教法人，但其口述言語中作為日本神道最高精神象徵的意義至今仍然不滅。而伊勢神宮地位與論述、甚至是地景上所呈現的天神與自然性的高度結合，建築的復古重現，是經過逐步累積形成的。水戶學書寫日本史的方式（大和民族以天照大神為祖先，天皇為天照大神的後裔，日本是神之國）、明治天皇拆毀在參拜道附近的民房等，在這套生成過程中均扮演一定角色，也從而維持了國家認同感的不斷再生。



對於靖國神社，作者的用詞很明顯的不留餘地。人與鬼神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中國及日本儒者的經典。而鬼神的住所也從精神性的儒家經典，逐步改變為特定的神聖住所，在後面的定義中，臣民可以安心的在國家所提供的「心」的統合場所中有其歸宿。而祭祀的國家與被祭祀的護國鬼神們，就由此而得以被製造出來。（ps.水戶學可追溯至水戶藩主德川光國，他以專組形式持續編修日本史，目的在追溯並建構日本的特殊性）。水戶的藩士兼學者會澤正志齋（1782-1863）寫作的《新論》就是製造這一概念集大成者。它借用並重新建構古學，將古代原始祭政一致的政治形式，重新以「天祖」形式予以宣揚。作者指出，《新論》的寫作是針對日本已面臨外來危機，而當政者卻未曾正視的面向著眼，國家以什麼政治、精神性來統合民心？會澤所強調的「國體」就是要創造一個使民心真正能夠為國家所統合的體制。天祖的子孫--天皇是政治的中心與最高點，不可為在下位的臣民侵犯；天皇透過祭祀追念父祖的行為來教育萬民，祭祀成為對人民進行共同體統合的最好教誨；君臣及父子關係的雙重結合，成為一套新的臣屬關係及臣民統合的基本原理。

在政治性作用之外，如何給予臣民在忠君、忠於國家之後，在死後獲得安寧的歸宿，使人民真正統合於國家之下，為近代日本國家化中，必須帶有宗教性色彩的心靈性前提。歐洲的國民國家是世俗性的，遵照政教分離的原則，教會存在於國家體制之內，其活動自由由國家給予及保障。但是，國家也要求國民必須能為國家挺身而出，願意為國家而死，同時也創造出另一種由國家壟斷的宗教性，這就必須運用祭祀典禮進行填補。國家也不忘運用力量收編神社祭祀，強調其作為國家之祭祀的正當位置，也與傳統一般的宗教有所不同。所謂「神社（神道）非宗教」的主張，其實正是呼應了國家神社（神道）系統的建立，甚且由國家於1900年在內務省設立神社局作為階段性的終結。日後的神社人對此也是帶著愛恨交織的情結。

明治天皇時訂定的日本憲法，除了確定世俗國家的主權之外，也同時建立了神聖皇國與日本是不可分離的體系，這使世俗國家與國家神道發生關連，直到1945年始告結束。在這種關連下，祭祀之國家等同於戰爭之國家。戰後的新憲法，則二度確認日本為世俗主義國家，否定了先前那一個以天皇制度為中心所形成的祭祀國家。因此，對於戰後制訂「神道指令」的基本思想，就必須從其在拆解與國家緊密不可分的神道部分予以理解，這也就是「政教分離」的核心內涵。而不祭祀之國家也就等於非戰之國。

在子安的眼中，「國家神道」至今正被神社神道人作為正面遺產來繼承，形成一種新的文化、民族論式的話語，神道的概念也被重新建構著。他分析了戰後日本的比較宗教學家加藤玄智將神道作為國民型宗教進行探討的論述，認為是國家神道的宗教學式表現。他提出，此一論述將神道放在日本民族精神、固有宗教來探討，並放在與近代國家不肯分割的聯繫中予以定義及建構，也是現代神道人尚未能充分解決的課題。而像子安這般的學術研究者要指出的是，神道中人那種把日本與神道相連結，由此所進行的排他性與壓抑性的話語，甚且是對於借用國家的祭祀力量再興的慾望，都是必須予以嚴肅審視的。這也正是靖國神社在欠缺了以死者為中心的觀點而存在，而只以國家英靈驅趕死者存在時。它及背後的國家的相連結意義，是必須予以譴責的。好戰者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在他眼裡於本質上是充滿時代錯誤的欺騙行為，那是不立足於歷史--充滿了戰爭犧牲者的歷史--的傲慢無恥的行為，

在子安的述說下，有關國家、神道之間的政治連結及神學建構，有著更為清晰的面貌，這有助於我們對於近代日本國家構成中有關「人心」部分的理解。而他鮮明的歷史感，能將問題放在大背景脈絡下的鋪陳，也確實是相當實在，而非虛空不可及的。這也是讓這本並不算好讀，在讀後也仍須多所思考的書籍，會有著更歷久而堅的意義一面。

高橋哲哉《靖國問題》摘要

高橋哲哉在該書（中文簡體版2007，北京商務[日文版2005，築摩書房]）第一章敘述靖國神社「國家教」的成立背景：

1895年11月14日，由福澤諭吉創辦的《時事新報》刊登社論，提到日清戰役及台灣政爭中，軍人陣亡851人，負傷而死233人，病死者5385人，共計6469人，其後又有不少人死去。[ps.其後，靖國神社開列的統計表統計，日清戰爭的合祀者為13619人，台灣戰爭合祀者1130人。]戰爭生還者獲得勳獎，死亡者遺屬雖可靠補助勉強維生，但親人已死，沒有榮譽、榮光，在遺屬心目中，他們是為國「奉獻犧牲」，怎麼可以被社會遺忘呢？而日本對於未來國家可能再度面臨戰爭的焦慮，並未獲得排解。如果不能給予士兵作戰目標，感受到「戰死的幸福」，則如何激發士兵戰鬥意志？因此在《時事新報》社論一語道破：光是舉辦招魂儀式是不夠的，由國家在國都設立祭壇，讓遺屬感到榮耀，是國家迫切要作的事情。

[圖說：《時事新報》創刊號，慶應大學圖書館藏]

高橋哲哉透過對該篇社論的分析指出，國家「通過彰顯陣亡者，讓遺屬們為此而高興，使其他國民自覺自願地為國家奉獻自己的生命」，這就是靖國信仰得以維繫的「感情的鍊金術」。日本明治天皇在1895年12月16日第一天，便派特使到場，17日親自參拜靖國神社。按靖國神社的前身是1869年設立的東京招魂社，1879年改名靖國神社。原本由國家建立的「信仰體系」尚未建立，經由明治天皇的參與，地位逐漸升高。在日俄戰爭後，成為日本祭奠陣亡者的核心設施。從此開始，正式確立這一為了「國家教」的所有「殉教者」當作「神」祭祀的靖國神社系統。在這一場由國家支持的意識形態所主導的祀典中，民眾發自內心的「悲痛」遭到有意識的壓抑，因為彰顯「國家光榮」的祭典怎可是「悲痛」的？為國家而死成為神聖化，又是不可被質疑與侵犯的最高價值，人性也自然而然地在這套運作過程中遭到剝奪。

第二章高橋以修正論的立場談到了戰爭認識論問題。戰爭不只造成日本國民死亡，被日本軍人殺害者是更多的，不正視這一面向，日本單獨的「哀悼」是禁不起批判的。但戰爭責任問題，在國際政治格局之下，往往被簡化為在「甲級戰犯」合祀問題上的爭議。高橋認為，即便將「甲級戰犯」分祀，也只是一種「政府之間的政治解決」，反而侷限了對戰爭責任問題的檢討。因為也只是將「甲級戰犯」作為戰爭的代罪羔羊，而忽視了那些未在東京審判中受審，而實際上也參與了戰爭決策中人士真正角色；以及日本作為殖民帝國的擴張史，與在擴張過程中因此犧牲的被殖民者。在靖國的祭典中，戰爭的加害者與受害者同歸一爐，這自然是體認到受害者角色身分的相關遺族及其後代所無法忍受的。

高橋在第三章談到了以日本憲法層面的政教分離論，檢討政治人物的參拜行為與靖國神社的角色問題。他引述現有日本地方法院案例裁判，指出政治人物的正式參拜是「有違憲嫌疑」的，尚未有認為是「合憲」行為者。面對此種爭議，日本國內有兩種選項：第一是修憲，第二是不再讓靖國神社成為宗教法人。但是，修憲會引發「國家神道」復活的猜疑，與其他宗教、社會各界的抗議，因此不可行。高橋認為，不管靖國神社繼續維持宗教法人，或者不再是宗教法人，只要其維持傳統的祭祀儀式，就不可能轉變為特殊法人，也仍會面臨到國家介入宗教的爭議。這也就是說，在宗教與否上面討論，根本是忽略的靖國神社是「國家支持的超宗教」這一特性。

高橋在第四章中以文本分析的方式，針對時人文字，指出其中意涵由國家選擇祭祀死者的問題。他指出，靖國神社與死者之間的關係，是將敵方的戰死者排除在外，而且從本國的戰死者中把在戰爭中失去生命的平民排除在外之後與戰死的日本軍事和文職人員（及協助日軍作戰者）之間的關係(p.132)。這種由國家將死者予以選擇、區別、刻意挑選的過程，是純粹從文化面討論，或者認為這只是死者家屬的個人追悼，或者生還者團體的集體追悼時，所忽略的視角。


高橋進而在第五章犀利地指出，不只是靖國神社本身講述歷史的影片、展覽方式，帶有濃厚以國家為中心的色彩，任何由國家進行的支戰/反戰儀式及設施，都有隨時可能被國家利用而「靖國化」，成為第二種靖國神社的可能性。作者在結論指出，真要解決靖國問題的個人意見有四（p.179-180）：一、徹底進行政教分離，在名義與實質上廢除作為國家機構的靖國神社，徹底根除類似首相、天皇參拜的國家與神社結合行為。
二、靖國神社答應國內外遺屬提出撤銷合祀要求，社方不能以宗教自由為由侵害遺屬以各自的方式哀悼的權利。只有這樣，靖國神社所祭祀的對象，才是那些根據遺屬願望而被祭祀的戰死者。
三、通過自由的言論，克服日本近代將所有戰爭視為正義戰爭的歷史認識論。
四、日本維持非軍事化的戰後立國方向，以確保日本國憲法（昭和憲法）中的「不戰誓言」得以真正實現。

從上述高橋的論點中，讀者應當可以發現，在不疑處有疑、思想自由的特色，是省思社會問題時不可或缺的基本態度。而我們雖然對戰爭已無直接切身的痛楚，但畢竟在過去台灣也曾受到日本殖民帝國統治，程度不一地在殖民帝國的擴張過程中被榨取（同時不可忽略的擁有加害/受害的曖昧身分），從他所提供的面向理解國家在殖民過程中的主動角色，對之多所警惕，也可以引發我們進一步斯考的問題。而本書由留日的黃東蘭、孫江翻譯及校對，加上註釋，也增加了本書的可讀性。

當然，這本書不是沒有問題的。在高橋的論述中，歷史的根源並未獲得其應有的地位。最具體的例子就是，國家不可能憑空完全創新一個「國家祭典」，就可以要民眾立刻效忠於國家。畢竟，日本經歷了漫長的幕府階段，以及日本儒學傳統的浸潤，要怎麼從「忠君」的層次，一下就能將「忠君」與「國家」的概念相連結？「靖國信仰」借用那些傳統元素，而得以讓民眾相信不疑，在情感上自有一定的理性說服力在內，這是作者必須說明的。這兩項議題在高橋的論述中並未獲得很好的說明，但這又是與本書命題密切相關而不可忽略的內容。而中國選擇介紹這本書，自有其考量在內，比較好的一個方式是引介其他論點，或許可以增進對相關問題的進一步認識，而不只停留於民族情緒的宣洩層次。

北京行人雜感

在北京當行人其實很可憐，
走路景觀單調不說，
車站之間的距離很長。
像我這種已經習慣短距離活動、
便捷交通運輸的台北人來說，
北京人一句「很近」，
事實上可能就已經是1,2 公里的事情了。
北京的確大，在他們眼裡的「很近」，
千萬不能拿台北的「很近」來衡量。
這是在北京問路時的一點小認識。

其次，在北京過馬路，只有王府井步行區的行人是最有尊嚴的。
那裡的建築近年重修之後，呈現商業區的風貌，
路況頗似很像信義區新光三越徒步區，地磚、阻隔車輛的行進樁，
任行人盡情行走，而不會有車子鳴喇叭。
出了徒步區之後，行人地位瞬間貶值，
進入到真實的北京世界，行人的地位是非常低的。



[圖為西直門外大街車行地下道夜景。]

由於北京只有市區車道較窄，
其他城區道路都很寬，
而又有300萬輛車在北京道路肆無忌憚地奔馳，
所以車速很快。
而北京的行人天橋其實有限，
有時離路口很遠。
如果你不走天橋，只能走穿越道，
那這些「人間凶器」只會惡狠狠的向你直撲而來，
絲毫不減速，
同時對你鳴喇叭。
身為行人的我，也只敢趁人多時一起跟著過馬路，很怕落單被車欺。
所以，在北京過馬路，比起台北是更要小心、眼觀四面、四肢勤快。

北京的唱片行之旅

[下列記述是在8月底回來台灣後，所留下的簡單記載]
此行由北京樂友到旅館會合帶我出門，先赴王府井外文書店四樓一遊。那邊的唱片擺法就是90年代初台北派地的擺法，以唱片公司為分類基準。其可稱為博物館之因，實因售價太貴，RMB195/per CD，非尋常中國人所能買得起，因此一些90年代已絕版唱片，仍在那邊蒙著灰塵站衛兵。


旁邊的DVD區，有20至50元不等的普羅代理DVD區，撿了一些貨，總共花了RMB220，其中以買了一套管風琴歷史介紹DVD最貴，5DVD近90RMB。但是，這是英國版本之外，唯一在海外授權發行的版本，雖為Region 6，仍有高度價值。

離開外文書局後轉赴中國佛教協會的廣濟寺上香，該處不准攝影，但確是少數較有傳統寺廟寧靜感之所在，此遠非台北善導寺可比。

廣濟寺建於明代，外頭刻有藏文佛教符號。那天去的時候正好大雄寶殿有念經團，國語經文，相當有滌淨身心之效。同行某樂友是當地居士，特別帶領我們上香致意。中國的香跟本地不同的是，香身到底，沒有中間的竹支，所以非常軟，一折就斷。

再轉赴新街口傅雄的打洞碟（中國稱進口的折扣碟為打口碟）販售區，在舊音響城附近。當天沒有古典貨，但有不少非正版古典光碟、DVD，挑了10片DVD，不敢買太多，怕帶不回來，幸好最後順利通關。這些非正版古典光碟廠牌大小通吃，不分主流、非主流，見到DG. Decca不稀奇，義大利的Fono, Ilis也成為非正版所注意的對象，這才叫稀奇:p

非正版音樂光碟封面製作跟原廠並無二致，只是在發行商上會寫北京的公司，廈門或廣東的地址，好讓外人抓不到:p 再加上一些從網路抓來的基本資料作側標說明。他們選擇的標準看來還是以比較有牌子的音樂家為主，比如說Haskil, Perahia, Glenn Gould, Celibidache etc.

原來應有機會去北京最有特色的歷史錄音販售者（部分貨源來自香港）白塔寺沈劍處一看，惜因沈劍和人約妥出遊，不在城內，故只能經過店門而不入。另一處非正版光碟RMB5.00/per DVD，台灣的偶像劇側錄片在那邊也看得到。

會買原版碟的，大概是到Birkshire, jpc去找廉價特賣，再攤運費把光碟運進來後，幾個合購人再分贓:p

為緬甸人民加油

Free Burma


緬甸軍政府悍然以武力對付手無寸鐵的民眾與僧侶，透過媒體的傳播，已為世人所見。以凌虐他人為樂的變態行為，也顯示這些人為維持生存不擇手段的一面。國際社會對於緬甸的經濟制裁及孤立政策執行多年後，同時降低其對緬甸軍政府的影響力。此時的中國與印度政府，為緬甸軍政府所提供的經濟援助，成為緬甸軍政府維持下去的最大靠山。中、印兩國政府至今對緬甸軍政府仍然曲予包容，「呼籲穩定」，以免危及其在緬利益。這也是軍政府敢於繼續壓制民眾反抗之關鍵。

台灣民眾爭取民主的過程已屬平順，不似緬甸遭逢流血及頓挫，比起緬甸的經驗真屬幸運。內部社會環境的反應、美國因素對台灣的影響、我方決策者的因應均不能忽略。我們雖無法為緬甸民眾出太多力，但是台灣也是世界的一部分，無法自外，對於爭取民主的緬甸人民予以支持、關切發展之心意，仍不可少。我們的行動方案，不妨參考這篇文章的意見。


1. 若有認識緬甸朋友，堅定地告訴他，你的支持。
2. 若有任何的聲援活動，盡量參加。
3. 寫信給緬甸政府，要求他們釋放抗議者。(你可以經由國際特赦組織的網站來做這件事情：英文版、台灣版)
4. 連署給聯合國，要求安理會採取行動，保護緬甸人民。(你可以經由此提供聲援)
5. 如果你追隨證嚴、聖嚴、星雲或其他法師，請他們能在他們的網絡中發出一些聲音，發揮菩薩聞聲救苦的影響力，一方面為國際上的佛教徒請命，一方面為緬甸的人權著力。(緬甸軍方羞辱僧人並強迫被捕僧人還俗。)
6. 加入國際部落格”Free Burma!”運動，這個運動是加入的部落格在十月四日當天，張貼該運動的標誌。詳情請見此。


此外，台灣本地的活動內容，有：
街頭連署活動
地點：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3號（寶島新聲電台樓下）
時間：10月4-5日 中午12:00-13:30
歡迎大家前來連署，共同支援緬甸民主化

遊行抗議活動
10月6日（六）13:30 在台北市議會前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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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05的後續報導

遊行時間：10/06星期六 下午13時30分集合 －1400遊行開始－ 1500遊行終點－定點活動－1530解散
地點：台北市議會前（集合） 台北101 對面綠地（解散）
路線：仁愛路四段 507 號前（台北市議會前集合）－仁愛路－光復南路（經國父紀念館）－忠孝東路（市府捷運站）－松仁路－松壽路（新光三越）－松智路（台北 101 前， 松廉路及信義路五段間解散 ）

AI TAIWAN為持續聲援緬甸，將於10/10及10/13 AM11:00 ~ PM6:00假台北車站南2門舉行"支持緬甸民主"簽名連署活動。

好酒沈甕底：阿勞最後錄音全輯

Various
The Final Sessions
Claudio Arrau, Piano
Philips Classics 475 7947‧CD‧環球
2006‧6h 36:42

阿勞以神童之姿步入樂壇，幼時就能背誦巴哈的全部鍵盤作品，於克勞澤亦師亦父的督促與母親的保護底下穩定成長。克勞澤於1918年過世後，阿勞拒絕跟隨其他教師（包括許納貝爾），相信師/父已傾囊相授，必須靠自己持續成長。他過了段生活無著的日子，開始自我懷疑，求助心理分析師以抒解焦慮感。跨越生命低谷的阿勞，1927年贏得日內瓦鋼琴比賽大獎，被評審之一的柯爾托讚美有加，藉著演奏德奧曲目建立演奏家名聲。1936年曾在墨西哥電影《愛之夢》扮演李斯特！二戰時期離開德國，此後長居美國。

阿勞在1980年代罹患心臟病，不得不減少公開演奏。熱愛生命的老人想為樂曲留下紀錄，從1990年起回到錄製琴音最好的瑞士錄音場地工作，留下7張「最後錄音」，包括巴哈、貝多芬、舒伯特、德步西作品。阿勞的最後錄音正為「好酒沈甕底」之寫照。當90年代的限量發行絕版之後，低價版於今年重新發行，當屬愛樂者CD架內之必備品。

阿勞的一生勤於練琴，維持穩定的技術，在忠實詮釋的大前提下，不忘投入熱切的情感。錄音不時出現的呼吸聲，看似緊繃，事實上透過放鬆的手臂與肩膀、靈活的關節與靈巧的手指，讓他彈琴相當輕鬆。他的音色豐富多彩，低音穩而厚、高音亮而不爆；又可以準確而重複的演奏，便於錄音後製作業，對唱片錄音是相當有利的。

阿勞的晚年錄音，用時間換取更深層的音樂內涵，但是長且緊密的樂句仍然使樂曲順暢流動，蘊藏愈發濃烈的情感。阿勞以鋼琴家自視，曾深信只該彈為鋼琴、為鋼琴音響構思之樂曲，一度未曾公開演奏巴哈。他這時首度錄下巴哈的四首組曲。四首組曲確實從鋼琴的角度思考音色與觸鍵，在必要但節制的踏瓣使用下，直覺式的呈現複線聲部。各舞曲則運用彈性速度，在圓熟簡鍊之外，呈現優雅而廣闊的情韻。《第一號組曲》BWV825的庫朗舞曲、《第二號組曲》BWV826的隨想曲，展示阿勞抒情歌唱風格的一面。

阿勞最早的錄音之一包括舒伯特《音樂瞬間》D.780 No.3在內，在最後錄音看到他回歸到音樂原點的表現。D.780 No.3從起頭開始，一反其他演奏家強調的輕靈，在基本的歌唱線外，製造顫音部分的間斷感，透過「留白」製造出獨特的時間感及韻味；在重複出現的段落時，也運用不同的音色與重量處理，增加趣味。類似的處理手法也重現在D.780 No.4，加上厚實的和絃，營造出特別的空間氣氛，也可算是一絕。聽眾在《即興曲》D.935 No.4一曲可以聆聽到阿勞清楚分明的觸鍵，宛如河流一般直奔而下，毫無窒礙。《三首鋼琴小曲》D.946，於基本的歌唱旋律外，更著重空間與內在意涵，讓「小曲」變成「大曲」，是本系列的珠玉之一。

阿勞的《貝加馬斯克組曲》，在緩慢的曲速中，卻有著柔韌而綿密的內在，不同於極盡傳達音響細緻美感的一般詮釋，並非初次聆聽就會愛上者，卻如同醇酒一般後勁十足。他從第一首的前奏曲開始，觸鍵表現是層次分明，整體錄音相當生動。細處宛如顆顆水珠泛起漣漪，大處如同浪花拍岸，綿延不絕，為德步西音樂在表面的光影之外，增添其深沈味道。月光一曲正好將這份感覺發揮到淋漓盡致，成功引領聽眾入一份純粹美感的世界，任何話語都屬多餘。整張CD至《浪漫風的圓舞曲》以完美而平靜的結束，令人久久不能自已。認識阿勞的音樂藝術，此其時矣
[原載於Muzik，3，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