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是雷震《中華民國制憲史》（台北：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基金會，2010）的其中一序。
本年（2009）3月7日是雷震先生逝世二十週年。他在生命最後十年傾注相當心力撰寫的《中華民國制憲史》，得以整編成書問世，也是將雷先生一生為推動民主憲政的付出介紹給世人，並明瞭他歷史地位的最好見證。
雷先生為彌補軍人監獄監禁十年所撰寫《回憶錄》遭到沒收的遺憾，出獄後動念重寫，部分內容成為《新黨運動黑皮書》。他為解決經濟困窘，1972年起，接受老友王雲五主持中山文化基金會計畫，從事「中華民國憲法詮真」專題研究，期望以此代替制憲後從未完成的〈中華民國憲法起草說明書〉。這也成為《中華民國制憲史》手稿部分內容的核心。此後，雷先生繼續寫下其他內容，包括〈政治協商會議的「憲法草案」〉、〈制憲國民大會召開的籌備〉、〈中華民國憲法詮真—兼述制憲期間的重要波瀾〉、〈現行憲法的制度〉、〈政協憲草附註〉、〈制憲附註〉，構成架構尚未完備，或內容尚未終篇的百萬字手稿。手稿經傅正先生初步整理，本於傅正先生主編《雷震全集》時預計以三冊形式問世，唯1991年傅先生過世，未能完成。經陳信傑先生撰寫目錄及說明後，由宋英女士將原稿轉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典藏。微片形式的複本則收藏於東吳大學、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今日的世新大學）。
曾有部分學人運用《中華民國制憲史》手稿撰寫論著， 但甚少以制憲史做為研究主軸。執行編輯於1996至97年間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首度接觸手稿，看著雷先生凌亂、幾經刪改卻不失遒勁的手跡，實令剛踏入史學界的小學徒倍感壓力，但也幸運地找到部分素材。筆者當時已察覺手稿在描述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變遷、制憲諸人所處的政治環境及見聞，雷先生晚年的憲政觀點，有其重大意義。 碩士論文口試時，張忠棟老師提出個人期盼，認為雷先生手稿及已出版著作應可重新校讀、整編成一套新的全集，期望有志學人投入完成，以豐富自由主義思想史之研究。但今日本書問世，應有助引介雷先生思想與貢獻，卻仍距離張老師生前志願相當遙遠，吾人仍須努力。
在此說明，本書依據手稿版本，為世新大學圖書館所藏《中華民國制憲史》手稿微片。整編之難，不僅在於校讀雷先生龍飛鳳舞的手跡、查對大段引文出處，更在於如何將相近的內容以較有系統的方式呈現，實為一項挑戰。由於雷先生撰寫手稿，內容不侷限憲法學理討論，更摻雜大量個人回憶、見聞及觀感，內容不免陷入雜蕪與「跑野馬」的狀況，如何取捨統合，但又不失作者主旨意念，並非易事。因此，筆者於2008年4月起，以近五個月的時間，重新閱讀手稿，尊重前人以時序、憲法草案為分類的基礎之餘，先以與「中華民國憲法」之制訂相關歷史與政治動態為中心，以求呈現其中曲折，與雷先生之省思。至於針對蔣中正總統在台灣實行動員戡亂體制下造成的「憲法變動」部分，則留待來日。
雷先生由於豐富的政治經歷，獲得層峰信任，在黨派協商過程中扮演協調折衝角色；來台灣創辦《自由中國》，又逐漸從在朝步向在野，《自由中國》的政論和參與籌組中國民主黨以謀落實民主政治，均為他在戰後政治史中留下印記，他因此在中國制憲與台灣行憲歷程之中，扮演重要角色。雷先生對此瞭然於胸。他曾在一封家信中表示：「我是締造中國歷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對而工作努力，歷史當會給我做證明。」 也因此，雷先生將個人所藏資料提供予《國民參政會史料》（台北：國民參政會在台歷屆參政員聯誼會，1962）編輯，以求該段時期歷史之存真求實，不致遭到國共對立之政治環境刻意湮沒。
十年之後，雷先生撰寫《中華民國制憲史》手稿時，有關戰時與戰後政局的一手史料仍少有出土，只有部分無黨派（如王雲五）、部分青年黨人（陳啟天、曾琦、李璜、左舜生）、民社黨人（張君勱）於回憶、應時著作中提及。將他們在著作中意猶未盡，或隱晦不談者，和彼時國民黨人對制憲行憲的所思所想予以剖析、辨正、省思，由深析雙方態度的雷先生談，實是最適合的人選。雷先生於〈民主政團同盟時代的憲政運動〉中，分析民主政團同盟何以成立，即提出幾項原因：一是非國民黨人士所推動的憲政運動都無疾而終，令他們對國民黨敷衍了事的態度大為不滿。二是從第二屆國民參政會起，國民黨透過各省市參政員的選舉，從而增加在參政會裡的比重，使非國民黨參政員的比重降低。三是藉國民參政會改組之機，排除參與連署「結束黨治」案的農工黨領袖章伯鈞，引發張君勱、左舜生等人不滿，實為民主政團同盟組織之導火線，以示對國民黨之抗議。因此，1941年爆發之新四軍事件、中共參政員藉機缺席國民參政會，實為民主政團同盟組成藉口。雷先生的觀察，有部分雖出自左舜生、張君勱、陳啟天之敘述，卻讀到了他們的弦外之音，再與其他同時人所留下之一手史料相對照，顯示雷先生之分析有其觀察理路與歷史事實可資佐證，並非特意虛構。這種局內人觀點，自是相當可貴。
但使用雷震《中華民國制憲史》的回憶錄時，仍須持謹慎以對的態度。比如說，雷震敘述民主政團同盟成立時，並未注意到其前身成立於1939年11月的「統一建國同志會」，及民主政團同盟是由統一建國同志會改組而成， 而認為是青年黨、國社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聯盟、鄉村自治派和統一建國同志會等所組成。 這顯然與現今談及民主同盟歷史及其研究有所不同。事實上，以雷震寫作時已見及引用之〈張君勱先生年譜初稿〉亦將統一建國同志會視為民主同盟前身之一。 雷震何以仍堅持此說？則原因不明。其次，雷震對民主政團同盟的組成，由於其性質秘密，便如同外間看法，認為是以簽名的「三黨三派」為主，認為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民主同盟是為容納遭排除參政員的救國會沈鈞儒等人參加。 但據羅隆基回憶稱，沈鈞儒等人以「太過左傾」遭「暫時不約」，但約半年後即受邀參加民主政團同盟。同時，1944年的改組，是因為無黨籍與具黨派身分的盟員比例為二十比一，反青年黨把持政團同盟事務之聲浪大增。 因此，雷震相關敘述對沈鈞儒等人與民主同盟的分析，閱讀及使用時就需注意與史實之間的差異。
雷先生書寫《中華民國制憲史》手稿對於憲政體制之分析，也與《自由中國》時期談論憲政制度時主張有所不同。他顯然是以權力必須受到監督、地方分權的角度為立論基礎，比如說他認為政協憲草規定下的中央政府，行政院長應擁有最高行政權者，應受國會—立法院監督（有權有責），總統為虛位元首，不得「有權無責」。因此，政協憲草設計的是內閣制，比起權歸總統、製造一人獨裁的五五憲草更具有民主精神。他也注意中央應勇於將自治權力下放地方，不宜獨攬大權。而政治協商會議憲法草案之所以明訂中央與地方權限，在重要的部分實脫胎自曹錕憲法。其根源實為張君勱擬定的國是會議憲法案第二章「聯省及各省權限之劃分」。至於張君勱撰寫參考，為加拿大憲法第六章，再斟酌美國憲法第一章第八條和德國威瑪憲法第一篇第一章後損益而成。這一觀察於雷先生早前論點，是前所未見，也為憲法史研究者提供一個可供進一步觀察的方向。因此，一個人思想進境是與時俱變的特色，甚且是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於雷先生的分析中已經一覽無遺。
雷先生寫《中華民國制憲史》手稿，也擺脫彼時國民黨、共產黨視對方為寇讎，藉以樹立己方正統地位之史觀。從他文章中並未用「共匪」一詞，已現一二。其次，雷先生雖曾為國民黨員，亦不以國民黨人「神格化」，要求中國人民一體遵照的「國父」抬頭為然。他通篇文章使用「孫文」稱呼，更不厭其詳的徵引孫氏講詞，指出其講詞中依政治需要而產生前後不一致的政治論點，予以批評。他也批評了聯俄容共政策，認為是國民黨因此在思想上無法和共產主義劃清界線之處。這在處處奉孫氏為圭臬的正統人士眼中，自是一番「大逆不道」。 但是，這正顯示雷先生的心理已超脫黨派立場，求真求實的態度。
此外，他也坦承在國民參政會議事組主任任內，在福特T型車車燈不亮的狀況下，於黑夜中與司機涉險奔波重慶沙坪埧至上清寺間鄰近嘉陵江邊的道路，若是翻車，就會掉入江裡。這一切冒險只為將第一屆第四次大會上，非國民黨人提出的「結束黨治、立施憲政」提案先行送交國民參政會內的國民黨團，使他們得以提出對策打消提案。以雷先生當時是國民參政會的事務性官員，卻也協助國民黨團在參政會執行工作，因此涉入政治工作， 此舉自為一明證。這段往事之揭露，與已公布檔案、日記等一手史料（《王世杰日記》、《陳布雷從政日記稿樣》）相較，國民黨人是如何以孔庚提案打消「結束黨治」案，在兩份一手資料中尚且無法知曉。所幸雷先生在《中華民國制憲史》手稿詳述其中經緯，既可補歷史真相，也可知曉雷先生所言不虛，並不諱言曾是國民黨政治動員的環節之一。這段在正規檔案之外的歷史，雷先生開風氣之先的回憶，除為歷史留真，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雷先生未能超脫黨派立場，從而選擇性忽略、規避不談、刻意遺忘，即淹沒無存。雷先生的分析與論述主軸，顯然視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四次大會的提案為抗戰時期相關憲政運動之起始。這種定位是從憲政運動是以挑戰國民黨政治秩序所主導，並力圖以為支配秩序主軸之五五憲法著眼。筆者以為相關敘述投射雷先生藉由對抗戰經驗之反省，陳述個人對彼時蔣介石統治下台灣政局之期望與關注焦點，亦在結束黨治、施行憲政、從事政治改革。 這也是我們在閱讀雷震的記載時，不可忽略的面向。筆者初步利用一手史料比對雷先生有關抗戰期間黨派活動之記載，雖有個人觀點看法，但基本敘述大體貼近史實，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與意義，如能與其他相關史料相互參證，無論是研究抗戰及戰後政治史，抑或雷先生晚年思想演變，均有一定助益。相關成果已另文呈現。
雷先生奔走於各方，從國民參政會、政治協商會議到制憲國民大會之召開，親歷見聞甚多，自是中國近代史不能忽略的關鍵環節之一。雷先生寫作《中華民國制憲史》手稿，也正是為關鍵時刻之歷史存真。他在〈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回憶，國民黨內當時雖有人作中國青年黨之交涉，卻無人和中國民主社會黨交涉，因為蔣中正以下的黨人多嫌惡張君勱，只有他私下和之有所接觸。也因此，蔣中正於11月14日，為謀制憲國大能有民社黨、青年黨參與，以杜中共「一黨包辦」悠悠之口，召雷先生至南京寓所，希望他即刻乘夜車赴上海交涉。雷先生表示當晚先拿到青年黨參與制憲國大代表名單後，次日晨搭機至上海即可。雷先生觀察到，當晚蔣中正急得「連筷子都沒有拿過，連面前的一杯湯也沒有喝過一口」。深夜時分，宋美齡吩咐切蛋糕讓寓所內忙碌者分食，晚飯忙得未吃飽的雷先生餓得將大部分蛋糕吃完，但蔣連蛋糕亦未嚐。事隔多年，雷先生仍對蔣當晚之焦急，留下深刻印象，讀者應會從中體會雷先生的細心與見微知著個性。雷先生的努力，以及向黨人溝通時會為民社黨人說話，有時亦不得到諒解，曾令陳布雷與之激辯， 但雷先生仍擇善固執。也唯有雷先生這番個性及經歷，最後脫離了蔣中正的「侍從」，而成為「異議者」，日後參與中國民主黨組黨活動，為個人信念付出一切，最後失去自由十年整。
文天祥〈正氣歌〉有云：「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且讓我們靜下心來，好好的理解這一頁頁用雷先生的生命所書寫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