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香港科技大學齊錫生教授撰寫多年之力著，終於由聯經出版社出版。謹此轉貼作者序，以明其寫作基礎與理路。
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
作者序本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我的學生時代。我初到美國去讀研究院時，正值甘乃迪任職總統。當時在美國中西部所見到的，真可以稱得上是土地豐腴，國泰民安，民間充滿樂觀，學術界思想活潑。在經過了麥加錫時代的慘痛教訓後，學術界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蓬勃朝氣和衝勁。各種具革命性的理論和學說相繼湧出，那才是一種貨真價實的百花齊放場面。它既讓年青學生們有目不暇接的興奮，又有追趕得喘不過氣來的壓力。
我當時主修的學科是國際關係理論，由於所隨從的老師正是新理論的倡導者，因此縱使我本人只不過是一個未出茅廬的後生晚輩，然而在老師的提攜下，居然有幸和當時世界知名學者們在一起討論問題，並提交自己的論文聆聽他們的指正，並被他們採用和予以發表。對於一個剛剛進入研究院的嫩學生而言，這種機會對於我個人此後心智的發展，都有莫大影響。
與此同時，我也首次有機會接觸到大量關於中國問題的英文著作。在這種情況下，在我整個研究生生涯裡，國際關係理論是我的正經課，而中國近代史則是我的課外讀物。大約在三，四年內，把當時美國官方出版的對華外交文獻和學術界出版的專著都看了許多。而在這些課外讀物中，最引發我興趣的莫過於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中美同盟關係。我當時認為這些英文書籍的內容不但史料新穎，而且分析入微。特別對於我這麼一個對當時國民黨政權和蔣介石個人深感失望和滿懷抵觸情緒的年輕學生而言，在美國能夠讀到的作品，無論在宏觀和微觀層次上，都讓我感到茅塞頓開和激賞不已。我立即得到的印象是，有關這個課題的學術成果已經完全成熟，未來的學者大概不可能超越它們去做出新的建樹。
如果說在閱讀這些英文著作過程中，最初曾經有過任何一丁點讓我感到欠缺的話，那就是它們對中文資料的引用不足。比如說，許多學者在分析中美關係時都經常談到蔣介石的動機，但是又不注明史料的來源。然而由於他們那種言之鑿鑿的架勢，與當時美國學術界似乎對中美關係歷史已經形成高度「共識」的氣候，又使我自然地相信他們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只是內心總不免被一絲疑問所困擾，那就是「他們是怎麼知道的？」，「他們的證據是什麼？」。即便如此，我仍然認為這個學術成果是豐盛正確的。至於自己心中的這個疑問，其動機並非對現有的學術成果不滿，而只是認為它是一個美中不足，是沒有提供中文資料去闡述它的論點而已。因此，即便當我最初動念要從事一點有關中美同盟關係的研究時，其目標也非常有限，只是想在現有的學術框架下，針對某些具體的歷史事件去研讀一些中文資料，把一些在英文著作裡沒有交代清楚的事件，以中文史料作為補充或是旁證而已。出於這種心態，所以在最初選擇研究課題時，都是比較瑣碎，著重歷史敘述，既缺乏整體觀，也不打算向現有的學術定論提出評判或是予以推翻。
意想不到的是，在逐漸深入研讀中文原始資料的過程中，開始發現中文資料所呈現的史實和英文著作所引述的史實不但時有矛盾，有時甚至絕然相反。這就讓我原來打算以中文資料做為補充英文著作的設想完全落空了。而且越是擴大對中文資料的研讀範圍，越是看出中英文在對歷史事件的敘述上經常對不上號。
面對這一意想不到的困境，我最後只好採用一個雖笨拙但是應該可靠的方法，那就是借鏡自然科學家們早已行之有效的實驗方法。簡單的說，科學家的發明或是發現之所以能夠成立，就是因為他們的實驗可以由別人用重複的方式來檢驗它的可靠性。換言之，如果每次用同樣的元素在同樣的條件下運作，就應該會得到同樣的結果。誠然，歷史學的科學性遠不如自然科學，但是如果用同樣的史料，至少也應該得到相近的結果才對。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麼一定是有其他的因素介入使然，而這種現象本身也就值得加以重視了。
基於這份好奇心的驅使，我開始試著重新去走一遍以前學者們已經走過的老路，也就是儘量去閱讀他們在英文學術著作中所引用過的原始資料。即使這些資料多年來已經被學術界廣泛接納，甚至重複引用，幾乎已經成為具有高度性權威的「定論」時，我也把原文再看一遍，不敢輕易放過。我之所以這樣做的動機，無非是想求得一個安心，指望能夠肯定地知道英文學術著作是在扎實的史料基礎上建構完成，同時也希望借此找出一個理由來說明，為什麼中英文著作之間的差距會如此之大。
這種嘗試一旦開始，才發現英文資料的閱讀工作量遠遠超過原先的估計。其中一個原因是，學術界大量著作是根據英文史料寫成，它們引用的資料來自各方面。另一個原因是，英文的重要史料在數量上的確比中文豐富。如果一位學者想要在這個領域內取得發言權的話，當然應該充分瞭解過去學者著書立說的根據是什麼。
本書作者在花了許多年時間閱讀英文原始資料後的體會，大致可以分為三方面。第一，現有的英文學術著作的確引用了大量而又豐富的史料。許多學者治史態度的勤奮和認真，使得他們能夠把歷史學研究的成績不斷向前推進。這種努力值得欽佩和借鏡。這也說明了為什麼西方歷史學家能夠佔據學術界的陣地，在世界史學界贏得主導地位。第二，某些學術著作對史實的敘述並不完全正確。它們不但經常錯誤地敘述中國史，也錯誤敘述美國史。錯誤的敘述難免導致錯誤的分析和結論，兩者都應該加以修正。第三，有價值的英文原始史料其實遠比目前學術著作所已經引用者更豐富。一部份原因是這些史料雖被廣泛引用，但是它們的重要性並未被學者們所體察。另外一部份原因是，當有些史料的內容不符合學者們預設的立場或是結論時，它們就可能被忽視或蓄意掩蓋，乃至被扭曲。
一旦有了這種體會，作者就開始相信，中文和英文對史實的敘述之所以對不上號，與其說是它們一方肯定有錯誤或是偏差，還不如說是它們沒有被學者充分地結合運用。因此，戰時中美軍事合作關係史絕非一門已經「蓋棺論定」的學問，它反而是一塊可以讓學者去耕耘的肥沃土壤。通過查證舊的史料和發掘新的史料，學者們可以有機會去重新思考歷史問題，檢驗學術成果，並進而開闊學術視野。
本書所引用的資料大致分為兩個部份：中文資料和英文資料。
中文資料部份包括三類： 第一類是戰時中國領導人的個人文件。這包括宋子文，孔祥熙，顧維鈞，陳誠，胡適，陳光甫，熊式輝，蔣介石，王世杰，徐永昌，翁文灝等人的日記或是回憶錄。在其中，近年蔣介石日記的公開當然最為重要。第二類是政府原始檔案文件。其中包括大量報告，部會間的公文來往，領導人之間的書信，電報，手諭，手稿，備忘錄，駐外機構和人員（使館和武官）的情報，請示等等。另外還有中國，美國，及其他盟邦間的外交文電，軍事計畫，戰鬥報告等等。雖然這些資料在原先都是保密的，但是在過去幾十年來已逐漸解密。第三類是歷年來以中文出版的有關中美同盟關係的學術著作，和政府重要文件彙編。
英文資料部份同樣包括三類。第一類是美國政府制訂對華政策的主要領導人的私人文件檔案。這些人包括羅斯福，居里，項貝克，馬歇爾，史迪威，魏德邁，陳納德，竇恩，和波特勒等人。第二類是史迪威和馬歇爾之間大量的無線電通訊，魏德邁和馬歇爾之間的書信來往，國務院的內部文件和指令，美國參謀總長會議的會議記錄，英美參謀總長聯席會的會議記錄，英美兩國軍方的來往文電和會談紀要，盟邦重要國際會議的記錄（開羅會議），作戰計畫草案或是決議案。第三類則包括所有的重要官方文件（國務院）和政府公報，和有關羅斯福，史汀生，馬歇爾，摩根韜，李海，霍普金斯，赫爾利，拉鐵摩爾，赫爾等領導人的雜記，日記，或訪問記錄。當然，英文中有關美國政府對華外交政策和軍事計畫的學術專著也是非看不可的資料。
依照作者的觀點，當前不少學術著作（尤其是眾多的英文著作中）存在兩個需要改正的缺點。
第一，它們雖然聲稱討論中美同盟關係，但其實著重點是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很少討論中國政府的對美政策。即使不得不談到後者時，最多也只是一筆帶過，很少能夠提出細緻的敘述或是深入的分析。更有進者，即使在它們偶而處理的過程中，它們多半只是提出假設，臆度，和猜測，很少能夠列舉事實來支持它們的說法。這種現象當然無法令人滿意。最淺顯不過的理由是，一個兩國同盟關係是一個雙方互動的關係。其中任何一方所持的觀感，認知，和所做出的決定都能引起對方的反應。而這些反應又會刺激原來一方下一波的反應。這種「反應─反反應─再反應」的行為模式，是任何想要闡述同盟關係的學者們必須掌握的基本方法。因此，假如學者們只以其中一方的目光去研究同盟關係的話，他們就無法讓讀者們真正瞭解同盟關係中極為豐富而又錯綜複雜的互動內容。不幸的是，現有的學術著作中很少著力去剖析同盟的「關係」。換言之，它們只講了故事的一半。
第二，正因為某些研究者選擇只把研究重點放在一方（美國），因此他們沒有興趣去參考另一方（中國）的資料去充實他們的敘述。最糟糕的情形是有關中國的基本史實都會有錯誤的敘述。但是這也難怪，因為有的學者根本不懂中文，但是仍然寫出大部頭的中美同盟關係著作。中文資料的完全不被引用，最後不但導致他們的史實敘述缺乏完整性和平衡性，也必然損害到他們分析的客觀性和合理性。
有鑑於此，本書最基本的願望，不是在於面向目前的學術成果去做翻案文章，也不是為了歷史上的某人某事去做專題性的更正工作，而是在中文和英文兩部份史料的基礎上，全面性地重新去梳理戰時中美軍事合作關係，希望能夠建立一個新的史實敘述，特別強調的方法論是兩國之間的互動關係。如前所言，一方的行為不但會引動另一方的反應，即使是一方對事實的誤解或是對另一方動機的誤判，也會引動一連串後繼的誤解和誤判的結果。就像是一盤棋局或是一場拳擊一樣，只有當學者們把雙方的行為和動機都充分描繪出來時，讀者才能看清楚這個活動的本質。如果關係的一方缺席或是變成隱形人，那麼讀者只會墜入五里霧中。由於本書作者認為「互動」是中美同盟關係的最重要的本質，而本書的目的是要想把這些關係以動態的方式顯示出來，因此，對於某些熟知中美同盟關係史而又細心的讀者而言，在閱讀本書時應該可以發現，本書所引用的一部份歷史事件看起來相當眼熟，因為它們早已被學者們多次引用過。但是它們在本書中所描繪的故事卻和以往的著作有重大不同之處。其原因是本書作者認為有許多「眾所周知」的史料往往曾經被多次誤用，因此需要加以重新組織，在本書中做為一個新的描述的素材或是新的立論的依據。更重要的是，本書還發掘了許多以往著作所忽略甚至是有意規避的史料。本書作者希望通過這些新史料去填補以往學術著作的局限性。本書最低的願望是把歷史的真相呈現給讀者們，進而向讀者們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去分析這段歷史的重要性和複雜性。在回歸歷史原貌的工作上做出一份努力。更進一步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果本書能夠把「前事」說得明白清楚，使中美兩國政府都能從中得到一些啟示或是吸取一些教訓，進而把兩國的關係處理得更平穩順利，那就更是本書的意外收穫了。
在本書漫長的研究準備期間，作者曾經得到許多單位的協助。在研究資料方面，中文資料部份曾多次得到地處臺灣新店的國史館同仁們的慷慨協助，不但在提供資料上服務態度專業，而且在照顧訪問學者生活的工作上也是盡心盡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贈送的出版品也給作者很大的方便。此外還使用過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的資料。其他在美國的中文和英文資料部份給予我協助的有：羅斯福總統圖書館，國會圖書館，國家檔案庫，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密歇根大學圖書館，史丹福大學圖書館，胡佛總統圖書館，和馬歇爾將軍圖書館。
在研究經費方面，我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任教時，1980年代曾得到教授研究費的補助。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時，1990年代曾多次得到慷慨的教授研究經費補助和研究假期，使我在海外的研究工作得以持續。2002-2003年度承蒙臺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厚愛，聘請為該所特聘研究員一年，並提供非常優良的研究環境。2007年秋季又承胡佛總統圖書館邀請，專程到該館閱讀蔣介石日記。對於以上這些學術研究機構及工作人員的善意關懷，專業協助，和經費資助，都使我感激不盡。除此之外，作者沒有接受任何來源的補助，也沒有循由其他途徑取得任何不向一般學者開放的資料。
多年來還有一大群家人，朋友和同行關心我的研究進展，並且給予各種程度的指教和協助，在此只能向他們致誠摯的謝意。在本書定稿之前，承蒙兩位不具名的評審員對稿件做出細心的閱讀和坦陳的批評指正，使作者得以及時改正錯誤和充實內容。最後又承聯經出版社方清河先生費神在文字上提出許多寶貴建議。他們的精神支援和具體協助都是本書得以問世的重要因素。但是還是有三位人士對於本書的出版所做的貢獻，需要特別提出。
一位是鄒讜教授。我剛到芝加哥大學念書時，正值他的經典之作（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出版。多年來，我一直認為該書所展示的深刻度超過許多其他同期乃至後期的著作。他的治學態度和成就在日後的年歲裡也給我提供了一個自我期許的楷模。雖然當時依照學校課程規定，我只選修過鄒先生兩門課，但是在此後數十年中，我一直和他保持密切聯繫，也接受過他和鄒夫人盧懿□博士無盡的關懷和提攜。鄒先生更令我景仰的卻是他的為人風範。真純，無私，寬厚，謙虛，誠懇，和助人等種種君子的美德，都自然而然地在他身上流露無遺。因此，無論在道德上或是文章上，鄒先生是我一生中有幸認識的一位好老師，他的關照和鼓勵都令我懷念不已。本書寫作的原始動機可以說來自鄒先生的言教和身教。
第二位是美國馬歇爾將軍圖書館的Martha S. Gansz女士。在我去該館研讀資料之前與她毫不相識，研究工作結束後也沒有保持聯繫。但是我在該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她所顯示的專業素養，盡心盡意的協助，主動的關切和人情的溫暖，使我的閱讀效率增加數倍。如果世上資料管理人員的工作態度和待人接物的素養都能和Gansz女士一樣的話，學術發展的速度將會突飛猛進。她是我能夠想像的最好的資料管理員和研究協助人的楷模。因此，我對她有一股難以自抑的感激，同時體會到自己是何等的幸運。
第三位是我的朋友陳永發教授。他多年來不但一直鼓勵和關心我的研究進度，而且在本書粗稿完成後，慷慨地答應為我審讀。在此後一段長時間裡，永發兄花費了大量寶貴時間和精力，提出各種修改的建議。舉凡在史證，推理，分析和立論等各方面，本書都得到了他無數的珍貴意見。作為一位同行和朋友，他對本書所提出的坦誠批評和慷慨協助，實在是作者最大的受益。
當然，本書內容還存在的謬誤之處，仍然是作者個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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